在我们侦办伪基站案件时，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拔出萝卜带出泥，竟发现了一个“假电台”。对于刑警们来说，这也是个新鲜的东西，甚至有些侦查员原先也认为，在电台里偶尔听到的卖药广告，是制药公司和电台合作播放的——现在才知道，不光药是假的，原来连广播电台也是假的。

黎南松跟妻子说，就算人要死了，也不能泡在屎尿里，便非要带着妻子去给老人扫卫生、擦洗身子。老人偶尔清醒时还会冒一句，“背尸佬在给我擦身子了，我这是要走了”。黎南松就安慰他，人不会那么容易死的，擦洗身子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他还帮老人喊来了郎中，每到饭点就端一碗饭进去。

“所以，你还算诈骗共犯，量刑也会被加重，属于‘情节特别恶劣’，处5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今年23岁，等你再回到南方家乡，也是30岁的人了——这大好青春啊！”

孙红卫服刑的这几年间，饭店倒闭了一家，剩下的一家生意也很惨淡。待他出狱，小城里的伪基站已绝迹，满头白发的孙红卫竟再一次真来到刑警队，要请当年的办案侦查员吃饭，说因为自己的无知给社会带来了麻烦。

“原来如此。”金智英不知为何觉得心情有点低落，也懊悔着当初要是早知道会落榜，就应该把内心想讲的话如实说出——

“但是！”老康突然看着我，“如果压力一直环绕着一个人，日积月累，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能不能逼疯一个人？而逼疯他的人，犯不犯法？”

我连忙点头以示感谢——之前很多读研的同学曾告诉我，在大学里研究生几乎总是处于被剥削地位。我在心中暗想，导师虽然说话比较直接，但还是挺好的。

不过，我2016年下半年进院工作不久后，却发现老康一直在做“菩萨”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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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言以对：老康的假设无法证实，无法证实和解释的事，就无法评判。

我早就知道很多高校的导师会把研究生当作免费劳动力，所以心里已有准备。但李老师这么开门见山的，还是出乎我预料，我只能礼貌性地向李老师点了点头。

过了大概半个月，到了今年1月份，师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自己申请换导师没有成功，没有导师愿意接收他，所以想让我帮他给李老师求求情。师弟的声音听着有气无力的，出于同情，我没多犹豫就同意了。

两个月后，老苏头病情稳定，他儿子一家三口来接他出院。办好手续后，老苏头把韦丽叫到床头，脸上有喜色，指着旁边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说：“小韦，这是我孙子小承，都是年轻人……”

在此之前，油田职工住的房子都是由油田自己建造、自己管理。油田职工可以按照工龄、职称等因素“综合评分”，根据分数高低进行“分房”。由于这些房子售价极为低廉，所以一直被称为油田“福利房”。“福利房”虽然住着便宜，但却不允许职工自行买卖。一户人家如果想从小的“福利房”搬到大的“福利房”里，小的那套就必须交还单位，再由单位重新分配。

孙红卫是行动甫一开始后即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之一，和其他该此类案件的嫌疑人不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过人人喊打的诈骗短信，只接商业推销的生意。

结果到了过户这天，老二只带了一张欠条过来，说等房子过户给自己的那天，钱再兑现。看着这张欠条，老大媳妇当场发飙，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们为啥要钱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等着这钱还账呢！100万的房子只要20万就让你们买走了，你们还要怎样啊！”

“他？”韦丽笑得有些冷，“领证那天，他就说：‘你是你，我是我，互不干涉。’”

李东递给我一根烟，劝我以后最好不要再这么报了，有风险。我没有接烟，不满地说：“你导师的课题组不也常这么报账？”

等长条走后，黎南松蹲下去捡砸坏了的木头家具，还说拿来做柴火烧挺好的，平时还舍不得。她妻子气得脱掉鞋子扔到了他头上。

扑了个空的侦查员找来房主讯问。房主是个年近七旬的老大爷，据他讲，在半年前有个年轻男子来租了他这套房，每月房租1100元，水电暖气费自理。这人很大方，一次性就缴纳了半年租金，从此就再没见过此人了。

原本，同期进来的四名同事感情非常好，虽然每个人性格截然不同，却从未有过任何摩擦。但自从两名男同事加入策划组，四人之间就产生了微妙的距离感，本来每天上班都会在线上聊天，这下也突然停止了；经常忙里偷闲一起喝咖啡的下午茶时光、午饭聚会、下班后定期的小酌等这些四人相聚的光景也不复当初；在公司走廊上巧遇彼此，只会尴尬地点头示意便擦肩而过。

金智英与郑代贤讨论了很多种可能性，他们将生完小孩马上回去上班、请一年的育婴假然后再去上班、永远不回去上班这三种可能写在纸上，并整理出每一种情况诸如谁会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需要投入多少费用、分别有哪些优缺点等。

韦丽跟小承很快就领了证，但没有摆酒。小承的爸爸——此时是她的公公，宽慰她说：“老爷子刚走，先这样吧，等过了这阵再帮你们补上。”韦丽自然不敢反对。

这种软弱更让人耻笑了，大家都说：“要是谁敢砸我的房子，我跟他拼命，谁愿意受这份气！”

我一时记不起黎南松是谁——其实老家好多人我都不认识的——他们就告诉我，只有警察过来调查的这两天，大家才正儿八经地喊他名字：“就是那个头脑不正常的背尸佬，作孽。”

饭桌上，老苏头有一搭没一搭跟韦丽闲聊，其他人低着头吃饭，一言不发，气氛有点闷。

韦丽10岁丧父，后母亲带着她和妹妹南迁至此。15岁时，母亲骑运货的三轮车时被一辆小车撞倒，一腿落疾，无法再工作，此后只能在菜市场外摆摊为生。

碍着情面，老爸答应下来不再插手大哥买房的事。可就在这个时候，赵大爷一家突然又不要那套学区房了，不仅如此，他家还迅速买下一套学区之外的“福利房”。虽然那套房子价格比学区房便宜一半，面积也稍大点，但考虑到日后孩子入托上学的问题，确实不能说是一套好房子。我老爸百思不得其解，但由于不是自家的事，也不好继续打听下去，这个谜团直到我结婚后才解开。

又过了一周左右，李老师被给予警告处分，原因是“不尊重学生，且没有尽到导师责任”。而那个师弟则被李老师从“硕士生指导群”里踢了出去。

原来，小赵媳妇的工作单位在油田顶级学区内，根据油田政策，“无房户”（

接着，她又说道：“你是我的学生，我是你的导师，那我们就是利益共同体，你明白没？”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怕张院长询问，但实际上我想多了。当我和师姐将材料送到张院长办公室时，张院长完全没看材料就签了字，还跟我们谈笑了一会儿；接着，我们到隔壁办公室盖章，保管印章的行政人员在看到院长的签名后直接盖了章；到了财务处也是一样，范处长直接签字，然后去盖章，没人审查。

韦丽低头不说话，她明白小承妈妈这番话的意思：一是想还了她照顾老苏头的情；二是“警醒”她，不要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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