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了一会儿，我又翻了一遍面试名单，发现小荷的名字赫然入目——虽然是倒数，可是她考上了。她唯一能算作“练习”的两张卷，就是学校组织的那两场考试。而我，练习卷子恐怕比大学4年做过的所有习题都多。

后面小半年，小武陆陆续续给他们提供了几次“新货”，但数额让秦大姐和富平大为失望。刚开始还有五六十张百元面额的，后面两次就少得多了，只有30张。小武的说法是：“老板刚试出新货，不可能大规模冲到市场上，要不然容易翻船。你们别急，细水长流。”

12月中旬我最后一次来到“优围健身”，这里已是大门紧闭，透着玻璃望去，里面的器材似乎还没被搬走。我在电梯里偶遇了一对中年夫妇，闲谈几句，得知他们也是在健身房倒闭前不久才开卡买课，花了不少钱。

7月初，市里招录合同制的社区工作者，我一考便中，而且成绩遥遥领先，心头的阴云总算是开了一条缝儿。

凯文也曾对我说，这家健身房器材虽然是新的，但是都是国产货，采购价格也贵不到哪去。我那时并没有太在意这些细节，觉得有新器材用就美滋滋了。

2015年7月，我从东北一所师范大学的英语系毕业，回到老家所在的“十八线小城”。我也很想奔向远方，但我爸在我高三时因肝癌离世，我不忍把妈妈一个人扔在老家。

凯文也曾对我说，这家健身房器材虽然是新的，但是都是国产货，采购价格也贵不到哪去。我那时并没有太在意这些细节，觉得有新器材用就美滋滋了。

小荷家境优裕，当然可以拿机会当“儿戏”，而我没有这样的底气。好在我从小到大一直算是“学霸”，从没有惧怕过考试。若不是高考前夕痛失慈父影响了发挥，又为减轻我妈的负担拒绝复读，我或许念的就不是免费的师范大学了。

“货的质量不用多说，市面上90%的验钞机都能刷过去。你们也用了这么久，心里有数。”

我妈犹犹豫豫：“我就是给你问前程去的，他说……他说你没有当公务员的命，说你经商会很成功。你不听我劝坚持考试，我怕告诉你你也不信邪，反倒给你添堵。”

这场低价营销无疑是成功的，每天都有大量的人上门报名。随后，这家健身房还抛出了“合伙人”的噱头——所谓的“合伙人”，并不是常规商业意义上的股东，而是当你买卡之后，给你一个高大上的称号，鼓动你拉人办卡，收取提成。本来就便宜到离谱的年卡，再拉几个人来办，层层压码，分分钟实现“免费健身”。

川南这座小城的艺术职工学校，在一座不知名的矮山脚下，山上是广播电视大学，对面是妇幼保健院，旁边是刑警大队，周围还有参差错落的居民房。

正如李教练说的，这座城市的健身房倒闭潮还在继续，陆续又传闻有几家倒闭。

2016年4月的省考，李建千挑万选，居然报考了市检察院。检察官是“着装”啊，我大喜，他一定能考上——因为我们相处越来越好，我真要嫁给“着装”的，他就一定能考上。

白面汉子姓武，年前就在富平的招待所住下了。小武为人和善，说话轻言细语，身材高大却总是微微驼着背。到了晚上饭点，过路的人总能见到小武、富平和“老鼠”在招待所的门面里，围着张小桌子，就着铜炉火锅喝酒。

等“木墩儿”喝干最后一杯冰镇啤酒，富平他们3人走上前，笑着说：“我们是小武的朋友，来谈点儿事。”

我把富平前几年在老柴女儿结婚酒席上跟我讲起的这件事转述给赵哥。

那天稍晚的时候，霍姆斯拜访了一位名叫西法斯·汉弗莱的恩格尔伍德居民，他拥有自己的人手和马车，靠搬运家具、板条箱，以及其他的大件物品谋生。霍姆斯请他来运一个箱子和一个行李箱。“我希望你天黑之后再来取东西，”霍姆斯说，“因为我不想让邻居看到这些东西被运走。”

再后来，群里便没了消息，不知道员工的欠薪有没有被讨回，也不知道会员的会费有没有被归还。可能大多数人都和我们一样，没有继续追讨下去，权当交了学费。

我崩溃到嚎啕大哭。我妈心疼地说：“咱不考了。卖蛋糕也能养活自己，卖好了咱开自己的蛋糕店。可别再遭这份罪了。”

我和倪虹当即作为“顶尖子”被选入节目，突然就有人管了，我高兴极了，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一下敞亮了。

春节假期后，“力量plus”的生意依旧火爆，小斌也梳起油头，打起领带来了。

入校那晚，妈妈在寝室里为我冲奶粉，我坐在床边呼吸着新的开水瓶木塞的味道，焦灼地等待着集体生活的第一晚。寝室不大，住了8个人，床与床之间只有摆放两个床头柜的距离。

我心生同情，反问她考了多少分，她支吾着不肯说：“姐姐若肯告诉我，你考了多少，我就告诉你我差了多少。”

第二天，阿d发了一个短片给我，告诉我有一个健身房老板卷款跑路，被会员和员工堵了。我笑到不行，心想这届健身房老板也太差了吧，卷款跑路还给人堵。

前一批教练刚走，新一批教练就来了，专业程度上也是半斤八两——其中的大部分人毫无训练痕迹，专业知识欠缺，至于职业素养，更是垃圾。

毯子都需要自己做，用一根指头粗的麻绳挽一个斗碗大的圈，一针一针固定在毡毛毯中间，再用棉布包起来。转毯的时候，脚尖就始终固定在那个圈圈里，才不会飞出去，这样的圈就叫“门子”——当然，每个道具都有各自不同的门子。

我妈知道我争强好胜，不再相劝，却悄悄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回来跟我说：“李建这次若是考上了，你俩就成不了。大仙儿说了，你将来要嫁的人，是‘着装’的。”

也许我的祈求感动了上苍，李建笔试、面试均为第一，由无编制的报社记者变身为公务员。

“她的手脚真是快，我在外面也没有看清，就是手一滑、一夹，真的100钞票就换成假的了。我特意看都看不清楚，更别说买东西的人。”站前路西头“宏发烟酒”的老板娘，绘声绘色地跟大家描述秦大姐是如何在发往上海那一趟列车的短短客流高峰期内，迅速成功换掉6张缺角假币的。

看不见对手的笔试成绩，我幻想只差了他们0.1、0.2分，这样的话，面试只要超过他们0.3、0.6分，我就可以起死回生——我不能放弃这微茫的希望！

第二天早晨同样令人愉悦，因为霍姆斯之前就说他会带安娜——只有安娜一人——去恩格尔伍德短暂地参观一下他的世界博览会旅馆。在动身前往密尔沃基之前，他还需要花几分钟最后处理一下生意上的事。与此同时，米妮也可以整理一下莱特伍德的公寓，好让下一位房客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