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坚称自己不可能有病，能吃能睡体力充沛，一定是医院弄错了；也有人会立马撕了体检报告，丢下一句“不用拉倒，有没有病不用你们操心”后扬长而去。

我不想骗她，但以她的涉案金额，至少3年以上。见她哭得厉害，我只能安慰道：“我会通知你的父母，给你请一个好点的刑事辩护律师，还是有减刑希望的。”

近些年东北农村日渐衰颓，大批农民纷纷进城打工，蒋乃夫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老家在200多公里外的偏僻农村，土地稀少又不依山傍水，家里两个孩子念书又要花不少钱，于是在5年前，他跟妻子商量后，俩口子一咬牙就出来了，家跟地都交给了70岁的老爹打理。

“一两万？”吴前眼中又露出骄傲：“告诉你也无妨。你以为我怎么坐上销售主任这个位子的？这套房，我能挣5万！”

为了巩固“九头花美男”的地位，教主脚下常备两块砖，史称内增高界的“汗马宝靴”。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补过课，十几个人的小班已经算是奢侈，如果是名师，同时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上课也不是没可能。而一对一的补习班，意味着很贵。

有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底气，剩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在零售业低迷当下了。

婚姻倦怠就像“温水煮青蛙”，不是突然就厌倦了，它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首先从亲密关系开始，然后逐步疏远，直至夫妻关系的破裂。[2]

不论是未婚和已婚，在青年们心目中，经济收入都不如性格脾气、思想品德以及气质修养等个人的、内在的因素来得重要。

面对政府的施压，最遭殃的就是奋战在一线的环卫工人了。城市本身地处劣势，风沙大、气候干燥，加上市民素质不高，想要达到国家卫生城市的标准，谈何容易。公司为了保证质量，每逢政府检查和演练，都要求工人必须坚守到晚上12点。起初工人还能早晚两班排班作业，后来随着检查力度加大，所有工人就只能从早上4点一直坚守到晚上12点，中间只留3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林晓只得硬着头皮，端起酒杯，露出一副尬笑走到何总身前。何总倒是摆出一种大领导特有的和气，先开了口：“小林以前在我们部门的时候，干活很认真，我印象很深。”

看老张欲言又止，大家都等着他继续透露点什么，可他却摇摇头叹气：“以后啊，你们自己慢慢体会。”

家长花钱到破产，自然有人赚钱赚得很开心。在中国千亿市值的“k12课后辅导培训市场”中，假期补课的营收功不可没。[2]

我们跟他解释了几遍，给员工交社会保险是公司应尽的义务，也是给员工提供的退休保障，按比例扣除个人应缴部分，是合法合规的。可他依旧一副不拿到钱不罢休的架势，站在门口吵吵嚷嚷，埋怨我们这是“费力不讨好”，还要找总经理去“说道说道”。

讯问结束，女孩坐在候问室里等待被刑事拘留。我便和她聊了几句，和公司很多经理人一样，女孩出身农村、学历不高，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这里上班。由于高薪，她很珍惜这份工作，办了不少“c类业务”，甚至一度有了在这个城市立足的梦想。

而另一面，吴前会再欺骗购房者，比如西郊这套回迁房，仅需22万元就可以购买，又明显低于市场价，且可以从银行找关系来办理贷款。让购房者先缴纳定金或者房屋首付——当然，贷款是绝对办不下来的，钱也这么拿着一直不退，等客户回过味，来公司讨说法甚至闹事的时候，就让孟百灵负责处理。

我心里想，每天很辛苦、很上进，这并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啊，便张口敷衍道：“咱销售部……还真是一帮勤奋的人啊。”

以前，每次交上去的稿子如果有错误或者不准确之处，负责统稿的副主任通常自己就给改了，再大大咧咧笑一句：“新人嘛，有点纰漏在所难免，下次多注意。”

林晓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一阵热血涌到脸上，那是炽热而羞辱的感觉。继而，她立刻觉得自己被老张出卖了，她无助地瞟向四周，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马上要沉下去了。

我接到的任务并不难，就是潜入一家涉嫌合同诈骗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固定他们的犯罪证据，等待收网即可。

归城管局管辖期间，环卫工人的工资是每月1790元，蒋乃夫每月都要将这点工资掰成好几半儿来花：300元用来支付跟人合租的房钱，200元用作他跟妻子一个月的伙食费，两口子的饭桌上基本都是馒头咸菜，偶尔在小区门口的地摊上捡些不太新鲜、甚至临近变质的青菜改善一下。剩下的钱，给乡下的老爹寄回200，给上大学的女儿1000做生活费，余下的90元才是自己的零花钱，偶尔买包“红梅”过过烟瘾，5块钱，能抽两天。

自打“创城”开始，城管严抓沿街的小商小贩，只要看见有人出摊就没收并罚款。孙大娘母女的小本买卖，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孙大娘只好领着老丫头到街道办事处去哭闹，要街道主任给她们娘俩个活路，不然就买几瓶耗子药，当场喝下去。

原来，孟百灵弟弟在大学毕业后，执意留在本市工作。几年里，本市房价飞涨，已经翻了六七倍，孟百灵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出了35万元首付款，给弟弟在市区买了房，没想到，中介收了首付，却迟迟不给办理贷款。

紧接着，“光荣榜”上的第三名、第四名也接连站起来……等我云里雾里地听完，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吴前终于把目光看向我：“这是咱们新来的员工小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姚圆圆的眼神忽然变得温柔，仿佛被什么触动：“没事的，别害怕，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过了一会儿又说：“不想喝酒，就要努力，业务上一定要拿得出手，才站得稳立得住，明白吗？”

孙大娘的儿子一家四口，两个孙子是双胞胎，刚从技校毕业参加工作，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关于儿子和媳妇，孙大娘虽然没有多讲，但话里话外，似乎也不是十分健全。

“她现在活着，我也只是有她这么个人，其他的……”他扭过头，摆摆手，不再说下去。

姚圆圆大概没想到她会这么问，一下子语塞。林晓若无其事地说：“我好饿！你也没吃晚饭吧？附近巷子里有家居酒屋，装修很文艺，要不要一起去吃点东西？”

吴前匆匆和孟百灵打了个招呼，就带我来到财务部，从那2万元的‘保证金’中拿出5000元后，将剩下的钱交给了会计。

稿子写了一个星期，姚圆圆一直不太满意。周五晚上，林晓被姚圆圆留下来改稿，对着电脑，逐字逐句地推敲打磨——只剩结尾了，林晓偷偷瞟一眼电脑右下角，已经9点过了，心里便有些气躁。

“他们都在背后说我为了当上一官半职不择手段破坏别人家庭吧？”

女房主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北方言，我只听了个大概。大意是，前几年她丈夫死了，村里的地被开发商占了，才分得了这套回迁房，这也是她唯一的房屋。但儿子考上了大学，需要学费，只能把房子卖掉，自己再搬回农村老家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