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少还有点意外，“可以，你们直接去食堂吧。哦，你的饭卡里还没钱，而且饭卡充钱的时间已经过了，要到下午了。”

或者，他也可以打开门，探视一下安娜，给她一个大大的微笑——仅仅让她知道这并不是一场意外——然后再次用力地关上门，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他还可以现在就让保险库里充满煤气。煤气喷口的嘶嘶声与令人排斥的气味将会微笑着清楚地告诉她，不同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事后，父亲告诉我们，那个女人不仅榨干了他所有的钱，还逼着他卖掉了马和车。那几日，妈妈很沉默，只是变着花样给我们爷俩做好吃的。有好几次，我都看见她边做饭边流泪。因此，我和父亲也相处得不自然，总是耿耿于怀的模样。妈妈见了，又私下跟我说：“要懂得原谅别人，更何况是你爸爸。”

天安门演出结束后回团不久，我们又去了湖南长沙市中区的一座公园演出，那也是我与倪虹最后一次同台。12月的长沙温度已接近零度，演出场地是露天的，广场上一个观众也没有，演出音乐循环播放着，我们两个裹着大衣，躲在一间小小的音乐调控室里取暖，心里祈祷着，一个观众都不要来。

秦大姐他们心里不约而同地大骂小武：一张百元面值的“新货”，小武居然要收50。

“不好意思啊，老师，家里有点事，耽搁了。”徐斌爸爸有点局促。

在一个父亲睡着的午后，妈妈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来到村路上打车，恰好被出门的奶奶看见，那时爷爷奶奶已是高龄，偶尔还会颤颤巍巍来我家搭把手。奶奶哭着把妈妈劝回家，给我捎信，让我赶紧回来。

此后，王安平一直生活在刘良可家。最初几年，刘良可对他还算好，但在生母彻底失联后，刘良可对他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也怪不得刘良可，毕竟多一个人就要多一张嘴，刘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王安平又不是刘良可的亲骨肉，心里有意见是必然的。

此时，一辆又一辆的列车驶入芝加哥，从世界各地载来政客、王公贵族及企业巨头。雨水从黑色机车头上渐渐蒸发。搬运工从行李车厢往外拖着沉重的箱子。—辆辆大篷车停在市区火车站外面的路上，黑色车厢被雨水冲刷得十分光滑，它们红色的等待灯在雨中发散出一圈光晕，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铁圈是用钢管弯成的，直径从0.8米到1.5米不等，5个铁圈总重200多斤。除了我，还要再上两个人，分别支撑在铁圈的两边做造型，冬湄双腿实际承受的重量在400斤以上。

公安局组建了案件专班，派出一组民警24小时保护刘良可夫妇，以防连环杀人案的发生。刘良可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将存有12万块钱的银行卡摆到保护他的民警面前，歇斯底里地吼着：“我把钱还给他，他把女儿还给我，我们就此两清！”

毯子都需要自己做，用一根指头粗的麻绳挽一个斗碗大的圈，一针一针固定在毡毛毯中间，再用棉布包起来。转毯的时候，脚尖就始终固定在那个圈圈里，才不会飞出去，这样的圈就叫“门子”——当然，每个道具都有各自不同的门子。

演出结束后，爸妈还不停地问我：“上那么高你怕不怕哦。我担心惨了，害怕冬湄蹬不起，掉下来咋子办咯……”

过了半个月，小武在招待所里拿出一沓“新货”，说：“秦姐、富哥，老板这批新货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我跟老板商量了好久，他才答应以后给我这边涨发货量。以后你们生意也更好做了。”小武顿了顿，“但是价格，老板要涨，我这有10张新货，要700元。”

我问他，当时王安平这话听起来是气话还是要玩真的？电话那边安静了片刻：“真不像是说气话……”

大一寒假，我去看望父母。那是一间不足10平米的逼仄的插间，门口安置着机器，进屋就得上床，否则，没地方落脚。

看来事情的根源就是6万块钱，那处理起来倒是简单了。我问王安平是不是要回钱来这事儿就算完了？王安平点点头，说“完了”。

我想起自己刚进艺校时，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要我们说出各自的志向，不知怎么我就说了一句，“我要刻苦练功，争取出国演出，为国争光。”

这时，撒上葱花，放两只八角，继续翻炒，肉香就扑鼻而来。大约一刻钟后，继母有条不紊地洗好长长的粉条，然后剁成锅里能放下的长度，放在猪肉上面，最后，撒点盐和花椒，盖上了锅盖。

一家人在异地重逢，共品这道菜，这场景让我觉得既熟悉又陌生，一时间竟有些恍惚。生活，曾经把我们分开很远，此时，一道猪肉炖粉条，似乎又把过去和现在连结在了一起。父亲看向妈妈的目光有些躲闪，妈妈装作没看到父亲的眼神，但眼角还是流转了一丝笑意。或许私下里，她已经原谅父亲了，不然也不会跟到这个地方吃苦吧！

当然，冬湄是不能松脚的——即便腿软了蜷在胸前，铁圈也总还在脚板上，否则两百多斤重的铁圈如果悬了空，不仅我抓不住，站在耳幕里拉保险绳的人也拉不住，那是要出人命的。

事后，父亲告诉我们，那个女人不仅榨干了他所有的钱，还逼着他卖掉了马和车。那几日，妈妈很沉默，只是变着花样给我们爷俩做好吃的。有好几次，我都看见她边做饭边流泪。因此，我和父亲也相处得不自然，总是耿耿于怀的模样。妈妈见了，又私下跟我说：“要懂得原谅别人，更何况是你爸爸。”

“这地方看起来很可怕。”汉弗莱说，“一扇窗子都没有，只有一扇厚重的门。走进这个地方之后，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觉得这儿有点问题，但是霍姆斯先生并没有给我太多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顾不上同桌的呼喊，直奔过去，抱住继母：“妈……”只喊出一个字，我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嫂子还说，妈妈活着时经常告诉她，以后不要和我们姐弟四个断了来往，如果有一天我去串门，一定要给我做猪肉炖粉条，因为那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

我也想去找王安平，但却再也找不到人了。他从律师那里走后，便凭空消失了一般，电话没人接，去住处找，邻居说已经很久没见他回来了。朋友们都不知道王安平去了哪里，我发了很多条短信试图开导他，也如石沉大海一样。

“入学通知上说是早上9点之前到校报到，现在都11点了，你们迟到了啊。”我说。

入校那晚，妈妈在寝室里为我冲奶粉，我坐在床边呼吸着新的开水瓶木塞的味道，焦灼地等待着集体生活的第一晚。寝室不大，住了8个人，床与床之间只有摆放两个床头柜的距离。

多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巧遇小力哥和嫂子，我们聊天时又提起了妈妈。

两家孩子见了面，对方表示可以接受刘欣的情况，刘良可也觉得男方家的经济条件还行，但不太能接受对方残疾这件事。刘良可说，女儿虽然脸上有块胎记，但年纪比对方小十几岁，这样嫁过去有些亏，思来想去，便向对方提出了20万的彩礼钱。双方就为这笔彩礼钱闹崩了。